体制内外之辩

体制“内”“外”之辩

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已整整10年，“入世”原本意味与国际接轨，但中国特色依旧。倒不全是坏事，实际上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，更何况中国幅员辽阔、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。但一些中国特色成份颇费思量，比如人们日常话语中不时要提到的“体制内”与“体制外”。按WTO的自由贸易精神，经济上只允许一个体制，那就是市场经济体制，何有内外？　　入世以来，中国一直孜孜以求进入“体制内”，即所谓的“市场经济地位”(MES=MarketEconomy Status)。成绩还算不错，在入世10周年之际，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、巴西、新西兰、瑞士、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的MES，尽管美国、日本和欧盟仍不承认中国的MES。可能只有坐等其成了，按WTO规则，中国将在入世15年后自动进驻体制内，也就是2016年自动获得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。入世谈判曾让黑发人变成白发人，没想到进入“体制内”又要让黑发人熬成白发人，令人唏嘘不已！　　但同样甚至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在国人自己的话语中，天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民营企业不被认为是“体制内”，代表政府干预经济甚至直接经营的国有企业反被认为是“体制内”。早在2008年，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，希望进入国企的毕业生在增加，由2007年的14.6%升至19.2%，原因就是国企属于“体制内”！近几年来，情况变本加厉，“体制内”的气场越来越强大。2011年初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指导5名学生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，国企名列前三甲。　　到体制内做公务员，更是魅力四射，引力无比。在即将过去的2011年，国考再次刷新三项记录：报名人数逾140万，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；发现年龄最大的考生，35岁，是报考年龄的上限；考录比扩大至87.5:1，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，比例达到空前的3000:1以上。其中国家能源局“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”一职，被4728人蜂抢，简直就是“万人坑”。有记者抓拍的一张照片相当的感人，那是2010年辽宁省各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面试场地外，一位被录取的男考生给家里电话报喜，喜极而泣。　　千军万马向体制内蜂涌，的确反映大是大非，应该当头棒喝一下：改革究竟向何处去？是重新回到旧的体制，还是放眼新的体制增量，坚定不移推进体制置换，乃至把旧的体制逐步边缘化呢？党的十四大报告早已明示：“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，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”　　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目标，是天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民企代表“体制内”，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代表“体制内”呢？无论从世界潮流看，还是从党的政治意志看，答案都不言而喻。尤其是生产力标准看，民企的效率更高，无疑更应该是“体制内”。2011年11月29日，上海财经大学发布“500强企业竞争力指数”，从入榜的500强企业看，316家国企的收入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分别为5.67%、1.75%，显著低于184家民企的6.05%、3.63%。　　从现实力量看，民营经济最初是小草，根本不匹配作为“体制内”，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壮大，民营经济已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，税收的贡献超过50%，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超过50%，GDP的贡献超过60%，民营企业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近80%，就业的贡献超过80%，尤其在解决新增就业方面，贡献超过90%。形势可能也不允许民营经济再被视为体制外，甚至也不简单是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”。　　当前的“体制内”热的确反映改革在局部出现了迟疑。原因是复杂的，总体上讲，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，在配置资源的时候，不是市场在发挥基础性作用，资源更多地是通过权力之手在配置，从而也就为权力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，进而导致人们向体制内蜂涌抢羹。景观尤其别致的是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面的人一点儿也不想出去。有数据显示，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，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.05%，人员流动率为1.25%，是中国“最稳定的群体”。　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之所以不能发挥基础性作用，首先是权力之手一直紧抓资源，政府职能转换一直不到位，雷声大，雨点小，财政预算与监督迟迟不能透明，反而是“三公消费”日益膨胀。其次是资源被一部分利益集团抓紧，国企改革一直不到位，说得多，做得小，资源垄断迟迟不能打破，利益黑箱迟迟不能公开，反而是做大、做强，大肆向竞争性行业和领域扩张。　　之所以千军万马向体制内蜂涌，还有一个文化的原因，那就是“官本位”文化的残留影响，人们无意识中崇拜官威，以当官为荣。坊间流传一个故事：中国人民大学一个2010届毕业生，十分优秀，被著名的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相中，但同时也可以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，最后在家人及同学的劝告下，义无反顾走进了中直机关做公务员。　　近些年来，几乎就在千军万马涌向体制内的同时，越来越多的财富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涌向别国。2011年4月，招商银行发布的《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》显示，中国约60%的“高净值人士”(指管理资产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)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，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。我们的体制为什么连自己的精英都不能在“内”呢？　　更吊诡的是，“体制内”人士也争相向“外”。近些年来，越来越多的“裸官”被暴露在人们的视线。2009年11月，深圳市委、市政府明文规定，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(境)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(境)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(所谓“裸官”)，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。这似乎表明，在某些地区，“裸官”已比较普遍。　　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，改革开放是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。当务之急是“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”，让新旧体制果断而又稳妥地完成交接置换，让人们真正安居乐业，各尽所能，无有内外！　　当前的“体制内”热的确反映改革在局部出现了迟疑。原因是复杂的，总体上讲，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，在配置资源的时候，不是市场在发挥基础性作用，资源更多地是通过权力之手在配置，从而也就为权力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，进而导致人们向体制内蜂涌抢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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